阅读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命子》，随着文字上董启章和他的儿子“果”所热爱乘坐的一条条巴士路线，一一重访我曾经熟悉或者依然陌生的香港地方，脑海中浮现的却已不是日常景象。虽然，我真正的回忆应该也与董启章一样，是带着我的小儿乘坐巴士，在井井有条的香港交通流转之中，感受阳光与树影的掠过，感谢那座城市的眷顾。

(资料图)

“命中之子”的自警

台湾联经版《命子》

如此背景，很难抽离。我难以从一个香港人、董启章的一个同行（作家、父亲）的身份中抽离出一个读者乃至批评家的身份，就像董启章也难以从一个父亲角色抽出他的作家角色——或是相反，我亦能看到从作家角色中抽出父亲角色的艰难。

所以《命子》之难得，在于董启章再度以他的清醒和笔力，把一本可能只是书写亲子关系的书，带回到文学本体中。在三段结构的跳跃之下，我们看到董启章与儿子的关系转化为“作家D”与“儿子G/F”的关系，继而带出人类与未来的关系，灵魂与存在的关系等主题，这本书就再度进入董启章文学世界脉络之中，那里面唤回“创造”本身是他始终执着的奥思。以致全书读完，我亦能从父子、从香港的困难中凌越，直面结尾那一曲柴可夫斯基《悲恸》的苍凉。

不过，在那么沉重的第二、第三部分之前，我们在较为远离虚构的、“散文”的第一部分“命子：果”里面可以稍微闲庭信步，学习一个现实中的父亲如何在焦虑中自我化解，这化解之力又多少来自一个文字中的父亲。我们作为读者曾经相信文字的治愈能力，但作为作家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保不自我怀疑，这种角力铺垫出恋人絮语一般的文字——没错，就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这一段“老爸维特的烦恼”，给后半部的罗兰巴特式解构重组提供了空间。

现实中董启章的父子故事，我曾亲耳听其讲述——那是属于两个父亲之间的申命时刻。换作文字再看，又别有一番滋味，除了能为外人道的无奈或者“荒谬”，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尝试以理性去承担的“命”——如此看来，“命子”不只是来自陶渊明著名的“亲子”诗歌的典故那层意思，更有“命中之子”“子是吾命运”的自警。

果不是一般的男孩，他的种种表现甚至超出我们对“非常”男孩的想象，而在你确知他非同一般的前提下，你更难对他做出传统意义上的“教导”——也就是董启章流露的曾经费尽心力去做的动词意义上的“命”。其实他与果的角力有时堪比情侣心战，最大的挑战在于果有超乎常孩的意志、对自己的癖好有巨大的执着。对于这种小孩，强力改造是一种办法，但作为开明父亲的董不可能如此；放弃自我投入他的兴趣是一种办法，但是作为作家的他又很难放弃自我。

有时让人兴味盎然有时头疼的第一部分读毕，会感觉董提供了一个关于果的详尽档案，如果我们参与“研究”的话，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果最适合的职业可能是做一个行为艺术家，以表演别的职业为业。

尤其在创建“董氏企业有限公司”那一段，可以看出小朋友强大的虚构能力（这点不得不承认是小说家的遗传吧）、以及煞有介事地把虚构认真营造、维持的能力，其实后现代艺术里的很多观念艺术家、行为艺术家就是这样行事的，这也是被我们“正常成人”贬为“孩子气”的执着，我们又何不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去反思他们对现实的“戏仿／谐拟”呢？

董启章也许早就明悟了这一点，因此才能津津乐道果自己制作自己的文集并举办发布会签售一事，那里面有果扮演“作家”职业的成分，但也真的有他写作欲望呈现的成分。董也分别以父亲和“同行”的身份去面对他，不得不承认果的文集中令父亲伤心那篇《巴士游河》却是写得最好的一篇。“……‘那时我已经忘记了父亲了。’”这是多么的教人伤心的文字啊！他接着兴致勃勃地描写，坐着心爱的巴士所经过的沿路风光。去到文章末段，他终于要下车了。那个依依不舍的对象，也由从前送他上学的父亲，变成今天的新型号Facelift巴士了。这就是一个父亲所必须面对的命运。忧伤之余又何尝没有共鸣。

试图探究“灵魂是什么”

大陆后浪版《命子》

果痴迷于巴士世界的秩序，董痴迷于文学世界的纷繁——痴迷于一件事的人都是神秘主义者，就像接下来半本书里笛卡儿痴迷于世界作为被创造物却带有的创造性一样。有了前面的铺垫，“笛卡儿的女儿”这部分就不只是一种亲子关系的对应，而是一种飞跃，董之子亦人子，笛卡儿之女亦人子，当后者渐渐由幽灵变成“存在者”，前者则从实在变成文字创造之灵，也就是第三部分“命子：花”里那个“果”的镜像人格、再生儿“花”。

“笛卡儿的女儿”是一个可以独立的精彩短篇，也是董启章的拿手好戏，来源自哲学大师笛卡儿人生一段不起眼的细节：他有一个五岁便夭折的私生女弗朗仙。董启章发挥小说家的好事之徒本色，将之繁衍成对笛卡儿世界观的一次考验与提升，采取的又是“伪学术传记”的格式，最后却突变成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场景。

笛卡儿的女儿和“花”的存在与消亡，都涉及《攻壳机动队》的问题——也就是后者的英文名字Ghost in the Shell所包含的赛博朋克终极问题：灵魂是什么回事？虚拟存在如何才称得上灵魂？

董启章有意图探究上述问题，但他恪守了作家的本分，率先关注的应该是人情。“命子：花”这一篇道尽了父亲的落寞，虽然到后面只剩下“花”的来信里塑造的一个香港大学生的爱与死的世界，但老父之不甘仍念兹在兹。

因此到了某些细节，作家有意无意地透露着花与果之间的相似（比如说“我”给人造儿子“花”读绘本的情节，完全重复着第一部分给果读同样绘本的感受），这些细节一方面让三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结构，其中笛卡儿的理论成为一个催化剂。另一方面促使读者如果再看回去“写实”部分的果，似乎也变得虚构化了，这本书终于成为一部小说。

假如我们同意父母是子女的创造者这一老话，我们就必须反思笛卡儿所说的上帝（造物主）作为第一推动力之后所需负的责、所能负的责有几何？反之亦然，被造物又能回报几何？“花”这一章虽然是纯属虚构，却借这个与果迥异的“好读书、爱文学”的儿子，替作为作家的父亲说了不少话，比如说K报仇似的对作家“非本土立场”的批判，被花以沉默抵挡回去，并宣示：“世界只需要你提出简单的答案，然后向你宣读判决”——这一场景，相信不只是董启章遇到过并耿耿于怀的。

悲伤的是：果与花，不相见。我们作为作家、作为父亲，是因，也难以预见“果”。所以当“花”决定自己从这本书里面抹去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却是神秘主义版画家埃舍尔的一幅名画：一只画家的手在绘画出未了的手本身。归根到底，董启章以这一本《命子》的写作，奋力抵挡着虚无：无论是现实的、创造的，还是未来的虚无。我写，故我们都在。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现专事写作并兼职教学。

第八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发展奖年度最佳艺术家奖（文学艺术），第四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三届香港书奖，第一届惠生·施耐庵文学奖，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台北书展大奖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