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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9年即《花城》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做了“花城史话”专栏，对几任主编的采访让我对杂志的办刊宗旨以及“常与变”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和认知。

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创建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史学模式中，他将历史观察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与“长时段”历史对应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属地理。《花城》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边缘地理的产物。《花城》应时而生，天然自带一种开阔的胸怀和青春的气息，既关注内地的文学生产，也关心港台及海外的文学潮流。《花城》承续梁启超所谓“少年中国”的元气、青春和梦想，偏重发掘当代文学的新锐，关注世界文学的前沿。理解办刊宗旨，理解《花城》气质的这种“常”，就比较好理解从“花城出发”到“花城关注”的变，理解栏目跨界。

持续六年的“花城关注”体现了一种主动干预的媒介观，跨界不是为“跨”而跨，跨界是为了更好地守界，更好地激活文学的生命力。“花城关注”是一种立体的呈现形式，主编朱燕玲与主持人何平共同提出了“文学策展”的开栏理念。“策展”是一种突出空间感、立体感的呈现形式，策展人以自己的方式将展品陈列，让受众从特定的形式中感受内容。过往的文学期刊大多以文体来安排栏目，“花城关注”以关键词来引领整个栏目，“野外”“异境”“边境线”“海外”等关键词体现了一种边缘突围意识，发现能够汇入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更为广阔的“边界线”。如果我们不仅仅以纯文学自居，就会发现文学的力量已经融入到日益丰富多样的生活之中。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在促进当代文学的变化，比如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的行动，有力地影响了书斋里的学者，并形成强大的文学潮流和文学影响。

除了发掘新锐作家作品之外，何平与青年写作者展开深度对话，有意识地引领这些业余作家们与文学道路交集得更深。无疑，比起发表一个单独的作品，这种具有强烈目的性的呈现方式会让作品呈现得更为充分，也让作家彼此之间贴得更近。

回到内容，“花城关注”发表了一批非常有特色的作品，比如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气球》、蒙古族作家黑鹤的《莫日格勒河谷的鵟》、毛晨雨的《地志三篇》等颇具特色的作品。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居住地域还是文化生活方式，少数民族都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栏目有意识地关心少数民族的创作。万玛才旦的《气球》从孩子发现父母的避孕套写起，小小的气球，承载了沉重生活的彩色与飞扬，也承载了当代藏民关于代际的沉重思考和游牧文明现代转型的难题。黑鹤的《莫日格勒河谷的鵟》将读者带到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思考现代社会人类与猛禽的相处方式。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马力克奶茶》让我们想起李娟，他们与刘亮程、王族等作家一道将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地文化带给我们，小说塑造了一位洁身自好的市长马力克，他身上洋溢着阿凡提式的幽默以及维吾尔族独特的民族智慧。在汉文化景观内部，当代文学亦从边缘处获得新的活水。如提出了“稻电影”的毛晨雨喜爱农学，在水稻种植区制作电影，在《地志三篇》中他以地方志方式考察生存于野外田间的蛇、喜鹊……书写洞庭湖畔瑰丽的巫楚文化。毛晨雨的作品让我们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努力探询源远流长的楚文化的“根”，从中汲取源源不绝的养分。

《花城》用栏目策划和作品彰显开阔、包容、丰瞻的办刊立场，联通日益变化的“文学场”，“花城关注”让我们更多地关注快捷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既关注原生态的文学样貌，也反思当代生活的不确定性。此栏目既丰富了《花城》的思想，也丰富了整个当代文学，并体现出作为传媒的文学期刊不断求新求变、积极昂扬的生命姿态。

（《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何平/主编，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