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进入内蒙古境内，就会被绿色的大草原拥入怀中。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走进内蒙古大草原的情景：“一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是啊，辽阔的大草原，是时间与空间的大汇合，它成为了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在蓝天白云下，面对茵茵碧草上奔驰的骏马和成群的牛羊，你会感叹草原的魅力，也会逐渐体会到草原精神。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在内蒙古还有另外一片大草原，这就是文学刊物《草原》。将文学刊物《草原》办在大草原上，这是多么名正言顺的事情。但《草原》办得如此地好，它不仅沾了大草原名字上的光，而且还像大草原一样，具有辽阔的胸怀和纯净的品质，它以文学的方式播洒着草原精神。《草原》从2021年起，倡导和发起“自然写作”，这无疑是一次草原精神的集中体现。我将2022年这一年在“自然写作”栏目里所发表的作品大致上读了一遍，仿佛是进入到茂密的大森林，吸入的空气全是清新的，我都要被那超浓度的氧熏醉了！

(资料图)

诚如“自然写作”前言中所说，自然写作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或新的写作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梳理出一条自然写作的源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写作是建立在保守主义思维基础之上的，不是将复古作为写作理想的。事实上，《草原》提倡“自然写作”本身就是一次先锋性的举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们不再是像古人那样处于人与自然的简单对应关系中，在人与自然二者之间，横亘着巨大体量的文明，我们不仅要处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更需要处理如何跳出文明的束缚去找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初心。

这一点在皮皮的小说《火焰树下》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皮皮，最早与余华、格非等一起开创先锋文学潮，虽然在写作上多次转型，却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先锋性，《火焰树下》同样如此。在这篇小说里，文明、自然与人这三大元素汇合了。小说写女子琼跟随剧组来到山寨，剧组撤离时她却留了下来。她显然是一位在文明社会遭遇了情感挫折的女子，山寨的淳朴和平静的老人让她的心得到了安抚。在与老人相处的数天里，老人以他沉默却很执着的举动一点点解开了琼的心结。老人在心爱的妹妹因难产去世后便在山上栽下了火焰树，仿佛妹妹一直仍“活着”。琼明白了，不要自弃，不要让“活着”的希望死去。她终于拿起手机，给心爱的人宇光拨通了电话。小说的先锋性还表现在作者基本采用了意象和暗示的叙述。小说的主题也许与自然写作没有直接关系，但皮皮让两位年轻人选择回到老人的小屋，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平静的自然中，才会有一个安妥心灵的“挪威的森林”。

北村的《我的自然生活》记述了自己远离城市回到乡下生活的经历，北村也曾是先锋文学的一名悍将，这篇散文让我看到，他是如何将文学上的先锋性付诸生活实践中的。这首先就确定了他的回归乡下是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取决于自然观的不同，北村说：“我对中国文化中‘人融于自然’的观点表示怀疑”，“自然的含义中首先包括的是植物和动物，而人是文化的、疏离的甚至是遮蔽的。”因此在远村的自然观里必然加入了“人的责任”。我们从北村所述的自然生活里就能够明显看到他是如何践行“人的责任”的。

贰

我强调自然写作的先锋性，其实就是强调它在思想理念上的前沿性。古人在自然写作上的思想智慧并不能完美解决今天的人类所遇到的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我在阅读中特别欣赏作家所显现出的充满当代性的思想火花，也乐于看到不同作品之间的思想碰撞。《自然笔记——海洋之卷（一）》写得文采飞扬、徜徉恣肆，凝聚着作者徐刚对于宇宙、时空和人类文明的深沉思考，毫不掩饰其“写自然之道”的野心。这篇散文具有极强的逻辑性，作者的抒情和叙述都建立在知识和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今日之自然写作与往日之自然写作的区别之一。作家要有人文情怀，但若缺乏知识与科学的支撑，就会变成一种悬置在空中的人文情怀。苏莉采取了与徐刚相似的构思方式，她的《风的样子》从物理属性、人文内涵等多角度切入，在广袤的时空里捕捉风的踪迹，对风这一自然现象进行了一次诗意加思辨的抒怀。任林举的《复仇》讲述了一次东北虎伤人事件，并溯源了人与虎的漫长相处史，但他并不是要简单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了事，也不是要提倡人与虎的和平相处。事实上，一切试图建立起一个人与虎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望都是徒劳的，任林举由此得出结论：“就像我们无法和自然论敌友一样，我们也无法和老虎论敌友；就像我们没有真正懂得自然一样，我们还没有真正懂得老虎；就像我们没有真正学会与自然相处一样，我们也还没有学会与老虎和谐相处。”任林举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这样的结论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自然之道”。但必须承认，自然之道并非在人们面前一目了然，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会有差异，即便自然写作栏目里的作品，有些作者的表达也会令我产生困惑和疑问。如邓文静的小说《逃跑的牙齿》，写的是人与狼的关系，小说中的巴图鲁大叔一直在狩猎草原上的狼，他的行为引起妻儿的极大不安。巴图鲁大叔终于在猎杀一头公狼时，被亡命挣扎的公狼咬死了，小说接着写到狼临死前看人的眼神：“在那一瞥中，我看到了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不屑，然后缓缓地倒下了。”也许作者认为，在谈到人与狼的关系时，必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就是贬斥和否定人类的全部历史和行为。当我们讨论草原上的人与狼，以及狼与羊时，恐怕也应该像任林举所思考的那样：我们还无法和狼论敌友。

自然写作的日常性，这是我阅读中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有许多作品都是写日常生活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就包含着“自然之道”。这类作品有蒋韵的《小自然》，叶弥的《当我把爪子叫作脚》，陈继明的《怀念风》，冯良的《零嘴儿和皇木》，盛可以的《故乡在召唤》，庞余亮的《平原盛宴》，晓角的《瞧，这些人邻》，刘惠春的《不止是一条河流》，等等。作者或者取材于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捡拾起童年生活的记忆（特别是乡村的童年记忆），这类作品在自然写作栏目里占的篇幅最多，这很正常，因为在散文创作中也是这类日常生活书写的作品占有较大比例，它是散文创作逐渐生活化的必然结果，散文创作更看重日常生活叙事，使散文更贴近人的真实情感和生活质感，更加亲切，也更加真切。当然，日常生活叙事的散文很容易陷入平庸、琐碎、乏味的格局里，沉湎于世俗，满足于小清新、小感受。“自然写作”这一口号的倡导，宛如给日常生活叙事的散文点亮了一盏思想之灯，从而引导作者有意地去发现日常生活中蕴含的自然之道。在日常性书写的作品中，程青的散文《猫地图》和凸凹的小说《安娜》应该单独拿出来说说，这两个作品都是写宠物的，宠物不单纯是自然的产物，是人类与自然的接触过程中，驯化或改造的产物，宠物本身包含着反自然的因素，但是它又是人们亲近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猫地图》写了一个公园里的流浪猫群，整篇作品充溢着热烈的爱心。《安娜》看似是写一只被散养的宠物狗，其实写的还是人，狗的行为都被人格化了，演绎的是城市邻里之间微妙的关系。

自然写作也让动物叙事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说得更全面些，动物叙事还应该包括植物叙事，因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都是自然的精灵。在自然写作栏目里，动（植）物叙事的作品就有：王簇的《猛禽》，阿娜的《林深处的育儿室》，傅菲的《鸣山》，了一容的《野菊花》，江子的《七棵树》，王国华的《在我身边，尽管盛开》等散文，以及鲍尔吉·原野的小说《动物园地震》。鲍尔吉·原野写的是一篇儿童文学，他把孩子的天性挪移到了动物身上，一个个动物就像是一个个活泼调皮的孩子。邓文静在其小说《逃跑的牙齿》中曾说到，阿妈告诫巴图鲁，如果再猎杀狼，长生天会怪罪的。长生天是蒙古民族所信奉的以“苍天”为永恒的最高神，鲍尔吉·原野完全是按照长生天的理念来书写动物的，这是一种平等处理人和所有动植物关系的世界观。

还有一些是体验式的自然写作，如苏沧桑的《向荒野》，古清生的《森林中有许多酒》，杨献平的《巴丹吉林个人地理》，于蓉的《无名湖四季》，周华诚的《流水之上》。当然，这些作品尽管作者都是以自己探访自然的经历为主要内容，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游记体的走马观花，这种区别就在于作者在写作时有了一种非常明确的自然写作意识，他们自觉地让作者的主体退隐到背后，凸显了自然的主体性。

栏目中的作品有不少堪称美文，其文字，其意境，无不带给读者愉悦的享受。自然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文学写作，是一种审美的文字，文字之美更依赖于自然所提供的天然色彩。描摹自然，探寻自然之奥秘，这是文学自古以来始终乐此不疲的事情。我们常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其实还必须补一句，自然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我特别要说说蒋韵的《小自然》，蒋韵居住在城市，她在自己的宅院里精心营造出一片花木繁盛的“小自然”，但她坦承自己不是自然之子，因为她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她也知道城市的弊病，也想像梭罗一样逃离城市投身到大自然中，沈从文笔下的家乡湘西曾令她魂牵梦萦，但第一次去湘西，走在遍是牛粪的泥泞乡路上时她对这里的向往便打了折扣，于是她说：“我想，我真正爱的，是活在文学里的湘西，而不是一个真实的血肉蒸腾的地方。”蒋韵深怀自责之心，令我感动，但公正地说，蒋韵无须自责，城市高度凝聚着文明的成果，从生活的便利和舒适来说，城市显然优于乡村，热爱自然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城市的生活。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回到自然中去？蒋韵有着不一样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个“侵占”的观点。当她看到自然山水中到处都是人头攒动，到处都留下人类的气味，便认为这是人类在侵占自然。她说：“人类在遍布自己气味的自然里，常常忘记，大自然从不是为人类而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我们认为离自然最近的时候，也许，相距最远。”蒋韵的这篇散文其实是在发出一种灵魂之问，她问我们的作家是否真正热爱自然。真正热爱自然的人就不会轻率地、随意地去干扰自然，他会尊重自然的独立性；真正热爱自然的人也不会简单地将自然当作诗意的抒情对象，他会正视自然对人类的磨砺。蒋韵的灵魂之问非常适宜在自然写作中推广，这样我们就会避免种种虚情假意的文字产生。

叁

我把诗歌放在最后来谈，因为我一直不敢轻易谈诗。诗歌处在文学金字塔的顶端，它应该是语言的结晶体，我多半是以仰视的姿态关注她耀眼的身姿。但是，自然写作绝不能缺少诗歌的参与。我发现自然写作栏目中的诗歌，整体上说都与艰涩、隐晦、玄奥无关，这或许就是对待自然最正确的态度。广子、李建军、西凉三人的“荒野诗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荒野，是一种地理形态，更是一种哲学立场，三位诗人抓住荒野这个词语，也就是抓住了自然写作的核心。现代主义的生态主义，就是从重新认识荒野而开始的。美国现代思想家罗尔斯顿自称为“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他宣称：“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荒野给我们的启示的确太大了。荒野是一切生命形式和人类文化的根源；荒野不仅是人类以外的众多生命形式的家园，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荒野大大拓宽了审美范畴，它是原生之美、野性之美、整体之美的聚合体。看得出来，三位诗人的荒野诗就是在这些方面下功夫的，比如他们从荒野中所发现的美：“美有多冷酷，天鹅就有多黑/天鹅有多黑，美就有多绝望”（广子：《黑天鹅》），比如他们所理解的爱：“石头与石头的相爱多么真诚/它们已经望穿了眼/一爱就是一生”（李建军：《群山明亮》），比如他们在创作中获得的体会：“荒野诗派也可以说是对大地和荒野的眷念，对荒野的诚实和回忆。”（西凉：《创作谈：荒野，一种可能和出路》）。荒野诗派可以说为自然写作涂抹了很沉着的大色块。

三位诗人不仅把荒野作为诗歌创作的对象，而且还将荒野作为勘探诗歌美学源头的行动目标。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荒野诗派”是一个荒野行动派。据了解，他们三人从2021年起，便开始了阴山之旅，先后四次深入山中，我看到了他们在山野里露营的照片。他们说：“诗是行走的产物。”这是他们面对荒野时的写作观，在我看来，他们的写作观完全适合于自然写作，自然写作就应该是一种在行走中的写作。事实上，《草原》在开办自然写作栏目时，就赋予了实践与行动的思想。因此他们在编辑栏目的同时，还组织起“自然写作营”的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五期“自然写作营”，这是《草原》“自然写作”栏目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有了这样的行动，我们对自然的体悟和认识都会更加真切。

《草原》的“自然写作”仍将继续下去，“自然写作营”也仍将继续行动。我们或许可以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里我也提一点我的希望。我希望自然写作这个行动能够在“细化”和“深化”上做些文章，从而扩大自然写作的版图，丰富自然写作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