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18岁的林白

2019年夏天，林白在家中 （摄影/马林霄萝）

(资料图片)

《北流》书影

2022年冬，北京，林白与马林霄萝 （摄影/赵超）

母亲的长篇小说新作《北流》获了很多奖，包括入选首届“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刚刚又获得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作家，是林白，但对于我来说，她是最特别的母亲，是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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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从沙街到南宁

母亲的本名林白薇，据说是我的曾外祖母取的。曾外祖母出身于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曾经读过女子师范，是当时广西农村罕见的女知识分子。我的母系家族曾经出过一名我国最早赴美学铁道工程的留学生，和一名当过两年大学校长的大学教授，曾外祖母常常以此为自豪。她活到93岁，喜欢《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

我母亲于1958年生在广西北流县。外公去世的时候，母亲只有三岁，我舅公也刚刚出生几个月。我的外婆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进了一个卫生系统的培训班，从此她一直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由于外婆常常下乡，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县城里只有林白一个人，17岁之前，她都是独自度过的。每天自己睡觉，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到龙桥街防疫站的食堂吃饭，自己拎半桶水到洗澡间洗澡，自己洗衣服，自己回到在沙街的妇幼保健站的家里。

妇幼保健站在一所类似于旧时的客栈那样的房子里。这是一所奇怪的房子，又窄又长，深而幽闭，全靠3个天井采光，整个房子阴森森的，潮湿的地气弥漫着整幢房子。有两处阁楼，前面的阁楼是三层，每层只有一两个房间，后面的阁楼只有一层，没有隔墙，用来堆放旧物，例如计划生育宣传时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在漫长的星期天，林白常常心惊胆战地走上后阁楼，在幽暗的微光中凝视这些七零八落的肢体。

所以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日记。文字保护着她，带领她飞翔。从日记出发，到达诗歌，又从诗歌到达小说。1977年，林白19岁，这年她写了一组诗，并把它们投到《广西文艺》。有一天，从南宁来了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通知林白到南宁改稿。这是林白生命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省会南宁对一个19岁的县城女孩来说就像一个梦境。当林白第一次看到这个城市，觉得它又辉煌又巍峨。然而之后她就在这座辉煌的城市住了八年，辉煌变成了司空见惯，变成了平平无奇，甚至令人厌倦。车站是这样小，街道是这样窄，河流是这样的浊，桥是这么的短，它的一切已太平凡。美丽动听的雷声在十九岁的初夏已滚滚远去。

但是当她从广西离开，这块完整的空间反而变成了无数的碎片，点点滴滴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她的眼前与梦中。七星路、桃源路、民主路，她是所有这些路的女儿，她最饱满的青春岁月与这个城市骨肉相连。她与广西的联系是一种骨头的联系，她对广西的记忆也是骨头的记忆，这也是她的长篇小说新作《北流》生根的地方。

2

从世界逃走，逃回内心

她自觉天性是一个不会快乐的人。纵观她自婴儿时代起至青少年时期的十几张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是有笑容的。获得2021名人堂年度人物的照片，是我帮她在家中拍摄的咧嘴大笑的照片，大家都说好，唯独她自己认为“笑得太大，六根不守”。通常原则，照相要笑是很必须的。然而交际与说话，是两样使她感到害怕的事情。她更愿意接受由上天派给她的熟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生地的人就是同乡；小学、中学、大学，就有了同班同校的同学；工作，有了单位的同事。对于熟人的安慰与帮助，她不仅感谢他们，也感谢上天，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让她一筹莫展。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从广阔的世界上逃走了，逃回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不需要交际的技巧与口才，也没有面对陌生人的紧张和难堪，她可以安静而从容，健康而快乐。何以解忧，唯有写作。对于她来说，只有这件事是可以持续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三更半夜爬起来就可为之的、有一纸一笔就能进入的。身居室内，任所有的时装与佳肴、高山与大海、电影与戏剧，甚至爱情种种，全都招之即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要使写作具有可写性，因为写作，她愉快、得意、兴奋乃至亢奋、感动、激动、两眼放光、两颊潮红、茶不思饭不想、冷暖不知、甘苦无觉。这一定能让一个人快乐起来。

她的观点是，沉浸在写作时不要管可读性。当我尝试书写我的第一篇小说时，她说，不要管好不好，只是写。后来我明白，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如此不同，她怎么可能管到别人呢？她只遵循自己的本性和想法，没有逻辑地、缺乏深意地、前言不搭后语地、不断地从心中跳出，像蜻蜓一样飞来飞去，这种飞翔快乐而自由。

读者当然是重要的，是她快乐的一部分，首先要有刊物发表出来给大家看到，在看到的人中有时会有人叫好，叫好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她便会将这人看作知音以及她本性的洞察者，她将这人的名字和原话牢记在心。

3

别人在做饭，她却在写小说

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每个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必然会被问到，自己也会想到的问题。

很多年前，每次她写一部长篇写到一半的时候总是想，以后再也不写长篇了。长篇像一个又黑又长的隧道，永远无法走出去。但她写完《青苔》之后，写了《一个人的战争》，然后又写了《守望空心岁月》。后来又有《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到今天的《北流》，她写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们的细节和声音、光泽与质地充塞在当下生活的缝隙中，她清楚地看到它们，它们一次次拼合与拆散，向她呈现出丰富的景观，她是真实地热爱着它们。

总有人劝诫她，悠着点，不要过度劳神。可我知道，不写作的她更累。对她来说，没有在写作或正在构思的作品，生活中就没有真正而持久的兴奋点，终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没有写作的生活总是表面的生活，不是本质的生活，那样的生活缺乏心灵的空间，浮躁多于宁静。

当我凝望1996年，我五岁。我看到她在每一天剩下来的时间中写新的作品。那是黄昏的时间，别人在做饭，或者看报，而她坐下来，写她的小说。写作使她从一天的不如意中走出来，它是她精神的安抚剂，是一种舞蹈，是向上的艰难的扭动，灵性的光辉在上，感性的尘土在下，寂静的黑夜里，踏着不变的步伐。睁开第三只眼睛，云一般遥远的岁月里，丧失的爱情将重新归来，如层层叠叠开放的花瓣，滤尽喧闹的气息。在摇摇晃晃的年代里，保持音乐般的平静。

有写作伴随的她，内心骄傲无比。写作于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她自己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不能再写作，就让文学像细菌一样潜伏在她的肌体里，与万物共生长，或者与万物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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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说的时候就沉默

曾经有一年，她对一位对诗素有研究的朋友说想重新写诗。当时她已经有很多年不写诗，手生眼疏。那位朋友给出的办法是，首先要沉默，然后还是沉默，只要一直沉默，最后就能写出诗来。这个方法，她告诉过因为写不出作品而焦虑的我。

她是从写诗开始创作的。她的诗歌的神灵不只隐藏在星空，同时也隐藏在街道、灰尘、草、秋天、胶水、啤酒、油条、大葱里。它们和诗人一起，共同等待灵光乍现的时刻。这个沉默一直持续了三十年。

2020年是她状态超常的一个时期，这是她四十多年写作史上从未有过的。她突然冒出了自1987年后就消失了的写诗冲动，疯狂地想要写诗。对于那部继2013年《北去来辞》之后渐渐拉坯成型的长篇小说，她一次次得到新的灵感，一次次重塑小说的模样：火车笔记版、气根版、注疏版……如此改动十数次。突然有一天，下午四五点开始，她动笔，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写完。这就是《北流》的开篇《植物志》。当《北流》横空出世，所有人都为这首长诗惊艳，没人知道它只是花了一天时间灵光开悟的结果。

在这首长诗的引领下，《北流》诞生了。语言将千军万马解甲归田。我仍然记得第一次阅读《北流》的感受。在这个世界里，语言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们朴素、诗性、灵动，也绚丽、繁复、热烈，它们火一样地闪动，正如它们水一样地流淌。

我相信，她喜欢语言中的过去与现在，语言中的此地与彼地，语言中的青春与暮年，语言中的女人与男人。当然，她最喜欢的是语言中的自己，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既可置身其外安静地凝望，又可置身其中与世隔绝。她说，写一部特别像小说的小说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在所有不像小说家的诗人里，她也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一个。